谢泳
北大校长难当，不是说那里的教授和学生总是和校长过不去，而是作为校长，他要协调政府与教授、学生之间的关系。这是一个中间位置。如果按官场逻辑行事，那是根本不行的，因为校长不是官员，反过来说，完全站在教授和学生立场上，也不可能，因为学校还有许多行政方面的事。教授和学生是理想的，而行政的事却是具体的。学生做事可以不从现实考虑，校长却不能没有现实的考虑。好在大学校长都是由学生而来的，所以办起事来至少不应当伤害学生。 五四运动的时候，傅斯年是学生领袖，到了他做北大代理校长的时候，他遇到了学潮。蒋梦麟当北大校长时，有一年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全国大学生代表训话，北大应派三名代表，而学生大会偏决定不派。学校只得指定了三个人，学生就开始罢课。蒋梦麟沉痛地对学生们说：“我是中华民族国立大学的校长，我不能不服从国家的命令……从前海上有一只船遇难了，船主镇静地指挥着让妇孺老弱们坐了救生船逃生，剩下的人和他自己无路可走，他却命船上的乐队奏着‘近乎我主’（Nearer My God to Thee）的赞美诗，随着这船慢慢地沉下去。现在如果我们所乘的这只船（中国）要沉了，那我们也应当如这位船主一样，在尽了自己的责任以后，站在岗位上从容就义。马上复课吧，先尽我们的责任！”（《北大旧事》第347页）蒋先生的这番话不能说不诚恳，但学生们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。 校长对学生确实是很爱的，所以他们才用那样的口吻说话。不过学生和校长之间也真是没有办法，冷静一想，蒋先生没错，学生更没有错，他们各自的角色不同，而他们又都在纯粹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，一个大学的精神就是在这样的两难中建立起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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